李香兰回忆我的前半生14：抢购戏票的骚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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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四一年，由于外出演出和战地慰问的机会急剧增加，很少再有悠闲的时间回到新京的吉冈邸和北京的父母家。

这时，已不只是到驻中国各战区的前线去慰问，就连日本的各城市也在争相邀请，活动日程排得满满的，忙得不可开交。

刚刚结束一处，下一处又在等待着，几乎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火车票、飞机票一个接一个地送来。

在“为了日本”、“为了满洲”的口号声中，我只好东奔西走、疲于奔命。

甚至有时连到何地、做何表演、唱什么歌，事先都不得而知。

有一件实在令人奇怪的事情，那就是由于我的演出而发生的骚乱——“日本剧场七圈半事件”。

其实，我本身对这次事件也只是体验了一部分。

一九四一年刚过不久，我受命作为“日满亲善演唱使节”到了东京。

二月十一日，即现在的建国纪念日，在当时则叫“纪元节”，是纪念神武天皇统一日本即位的节日。

合同规定我必须从这一天起，在东京丸之内的日本剧场所举行的庆祝纪念大会上，以“歌星李香兰独唱音乐会”名义演出一个星期。

我是作为一个“歌星的女演员”开始登上舞台的，所以在东京曾跟三浦环女士学习过歌剧和歌曲。

过去，我曾在日本剧场演出过两次，但都是短小的加演节目，而正式的独唱会，这还是头一次。

这对我来说，心情是异常激动的。

不过，这次是根据满映总社的“为了日满亲善”的业务命令而来的。

去年，为了庆祝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大典，溥仪皇帝曾为此第二次访问日本，刚刚为日满两国的繁荣做过祈祷。

我的登台表演，也被宣传为:“为了向负伤的勇士表示感谢，为了日满亲善，为了庆祝建国大典而歌唱的使者李香兰”；开幕式也准备隆重举行，要在“满洲国歌” 的伴奏下开始。

我按着满映总社的指示，于二月初到达东京后，便在帝国饭店订下了房间，接着又去东宝(日本剧场)进行了洽商，可是却遭到了满映东京分社社长茂木久平先生的斥责:

“不通过东京分社就和东宝洽商，太不合情理了，我要向甘粕先生报告，取消你们的洽商！”

我感到非常突然，但又不知怎么办。

茂木是个出身于早稻田大学的报界人士，二十年代当上东京市会议议员，后在《万朝报》任编辑局长。

由于在思想上同情甘粕大尉，因而被选拔为满映理事兼东京分社社长，是个带有当时常见的豪爽型头目气质的国粹主义者。

与在他下面任东京分社次长，具有细腻感情的左翼知识分子岩崎昶先生相比，完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直到现在还不敢相信他们两个人是怎么在一起工作的。

这恐怕也是甘粕理事长和根岸理事这对名搭档，精心安排的一个独特的人事关系吧！

茂木有个得意忘形的居功自傲故事。

说他曾单身潜入苏联，见到了列宁，领到了巨额的革命(右翼)活动资金……

那种充满惊险和幽默的故事，如果是听评词，倒也有点意思。

茂木曾在尾崎士郎的《人生剧场》一剧中，以咯当斯基——夏村大藏的角色登过场的古怪人物。

当时他对我摇晃着他那矮小的身体，正如他表演的角色名字“咯当咯当”地在发怒，甚至用手敲打着桌子叫喊:“我不惜调动暴力团，也要阻止李香兰在日本剧场演出。”

秦丰吉专务董事和三神良三经理等日本剧场的干部们，被这个著名人物的嚣张气焰吓得畏畏缩缩、不知所措。

我断然地插了话:“满映总社的命令就是甘粕理事长的命令，已经决定下来的事情，我不管受到任何申斥，也不能不演！”

茂木听完后，直盯盯地看着我的脸，但不多时又笑嘻嘻地说:“哈哈，你真是个有趣的姑娘！行啦，你去演吧。东宝虽然不象话，但李香兰倒可原谅。”

就这样简单地决定下来了。

不过，关于这件事，我认为是有其背景的，因为满映方面对东宝独占李香兰在日本的演出合同抱有反感。

东宝之所以能独占李香兰在日本的演出合同，还是原先由东宝借调到满映任总务部长的山梨稔先生从中斡旋的。

当然，这都是在甘粕理事长和茂木进入满映以前的事。

后来由于山梨冒犯了甘粕而被从满映赶了出来。

所以，可想而知，茂木的反感，恐怕和满映与东宝之间的冷淡有很大关系。

当时的满映东京分社，位于日比谷公园的斜对过，现在的日本记者俱乐部(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的外祖父的私邸)，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非常漂亮的二层楼建筑。

当时，有头山秀三等右翼人物常到分社来，那情形象是茂木秉承了甘粕理事长的意图，在东京负责管理由满洲流进的政治活动资金。

茂木分社长对我的演出虽然允许了，但后来似乎又和东宝发生了什么意见冲突，结果使得东宝完全变成了神经质——不得不给我配备专职的护卫。

也是根据茂木曾扬言要调动暴力团而采取的措施。

在开始演出前的一星期左右，我一边在内幸町的哥伦比亚公司灌制唱片，一边在排练室排练将在日本剧场公演的节目。

有一天，剧场经理三神良三先生(现在是评论家)给我打来了电话:

“为了防备万一，今后在演出结束前，要给你派一个男性护卫。现在就叫那个人去接你，排练结束后也不要回饭店，一定要在那里等着。今后，不论到何处去，都要和他一起行动。”

排练完毕后，我在空荡荡的排练室的一个角落里呆呆地等着，可是却不见象是护卫的人出现，我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只见在休息室那边有一个青年背着身站在窗边。

又等了许久也不见人来，我本想一个人回饭店去，可转念一想，万一出现了什么事也不好，便去休息室给日本剧场打电话，叫出了三神经理。

我带着焦躁的口气说: “怎么不见人来呀？”

“怪呀”是一个高个子叫儿玉的人。”

“是个叫儿玉的人吗？”

就在这时，那个站在窗边的青年走过来说: 原来我等的就是你呀！我也等半天了。”

正如三神经理所说，是个高个子、肤色稍黑的漂亮青年。

我一因等得有些疲劳；二因他明知我等在休息室里也不过来问一下，内心不免有些怒气和不愉快的表情。

可他也不露笑容，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你是……”,“对，我就是李香兰。”

可是，他只是“哼”了一声、点点头，连一句“对不起” 的话都没有。

从第二天起，每天早晨九点钟，这个不爱说话的青年就到饭店来接我。

先从帝国饭店到哥伦比亚的排练室。

在我排练和灌制结束之前，他总是在那个休息室的窗边，边向外望着边等我。

在这期间，只有一次他走进排练室来参观过。

吉贺政男先生还曾问过我:“真是个漂亮的青年！是东宝的演员吗？你的情人？”

而且还一个劲儿地夸奖说:“儿玉君，真是个连‘男人都要迷恋’的好小伙子呀！”

就这样，在我从哥伦比亚总社到日本剧场进行舞台练习时，儿玉君也直盯盯地看着我练习。

午饭在一起、晚饭在一起、买东西、会客也……不论我到任何地方他都跟着，直到夜间把我送进帝国饭店的房间才离去。

在正式公演前的几天里，由于每天一起行动，我逐渐发现这个冷淡而傲慢的青年，有一种不可言状的风趣。

虽不爱说话，但有男子气，是个爽朗的人，而且能为我的一些小事操心到细微程度。

儿玉似乎也认识到我是个摆脱了所谓明星习气的演员。

总之，我的行动半径也不过是从帝国饭店到哥伦比亚总社、日本剧场或日比谷的满映东京分社。

在往返的路程中，最远也只有偶尔坐车到三浦环女士家去接受训练。

儿玉君从早到晚不论到任何地方所能听到的只是发声练习，想必也够腻烦的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人一点一点地开始交谈了。

初次见面那天，他所以那么冷淡，是有他本身的原因的。

儿玉君，是去年即一九四O年才进入东宝的文艺部员，他初次写的脚本——一部具有独创性的音乐喜剧《日向》，本来已获得演出的认可，而且正在为此做着准备。

这是他根据其故乡宫崎县高千穗高原的神话为题材所写成的轻松歌剧，计划举行一次大的通俗歌舞表演，由日本剧场舞蹈团的歌舞演员们演出。

原计划如能在纪元节期间公演，这个以神武天皇为主人公的“建国神话”故事，一定可以获得好的上座率。

但是，这个经过长期酝酿的计划，却突然被个满洲姑娘李香兰的演唱会所取代，而且竟然叫他这个堂堂的日本大男子汉，去给一个满洲姑娘当保镖，真是令人有点晦气。

我听了这一经过，很快地就理解了头一次在哥伦比亚总社休息室见面时，儿玉之所以摆出一副傲慢态度和满脸愠气的原因。

我们两个人互相对初次见面那天的无礼而道了歉，并从这一天起，就变得非常融洽了。

我对“日本剧场七圈半事件”的整个情况，直到第二天以后才得知。

事件发生的当天，我为了能在这次独唱表演中不忘掉台词顺利地演下去，倾注了全部精力背台词，已无暇顾及其他事。

那个令人怀念的白墙圆筒形的日本剧场，现在虽已变成了时髦的竖框形，当时它与朝日新闻社的办公楼、数奇屋桥，并称为有乐町的著名建筑。

舞台，通常是舞台演出和放映电影两用的装置。

当时上映的电影是《兰印探访记》的长篇记录影片和一部名为《岛上的朝霞》的中篇故事片；登台表演的则是“为纪念建国大典，促进日满亲善的歌星使节——李香兰的独唱音乐会”(由白井铁造所率领的演出团演出)，每天轮换三场，门票一律八角(包括税)。

二月十一日那天，对于我这个在满洲长大的人来说，也是个寒冷的天。

午前九点左右，儿玉到帝国饭店来接我。

因为正式开演是九点半，而且开头是电影，正式演出估计要在午前十一点左右，所以在时间上还有富裕。

因此，我既没梳整发型，也没化妆，便带着一个很大的防寒用口罩，拉紧皮大衣的领子，和儿玉并肩朝有乐町的大街走去。

在走近日本剧场附近一看，简直是人山人海。

这一天是星期二，我以为赶上了纪元节的假日，上座率才那么好。

但剧场究竟能容纳多少人，对我这个演出者来说，当然是无法估计的。

事前，白井铁造先生曾告诉我:“从舞台看观众席是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不要担心观众之多，只要象在排练室一样自由地演唱就可以。”

看来，今天我也只有按照他的指示去演出了。

一号、二号、三号售票窗口都挤满了黑压压一片人群。

后台门口附近比有乐町车站的人还多。

我们想沿着圆筒形建筑的圆周绕到后门进去，可是人挤得水泄不通，怎么也挤不过去。

我还是在想:可能赶上了节日，电车的上下客人多，才出现这样的混杂。

还小声地说:“东京这地方就是人多！”

而儿玉则以紧张的表情凝视着异常的群众，他为了我俩不被人冲散，紧紧是夹着我的胳臂没有回答我的话。

本想要挤到后台门口去，可是无论如何也拨不开挤得紧紧的人墙。

尽管我们一再地叫喊:“求求你们啦，请让开点，把我们放进去吧！"

结果只是遭到那些排得左三重右三重队列的人们厉声苛责:

“这一队是已经买了票的，没买票的到那边去！到后边排队去！”、“不要加塞儿、不要推！”、“快放行，我们从早晨七点就呆呆地等在这里，把门打开！”……

群众的激愤情绪使人感到是不是要发展成为暴力行动。

“不放这个人进去就开不了幕呀！”

儿玉焦急这样喊了一两次，但没有人理踩他。

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不行，如果这个人的真实面目被他们识破了，那就不得了啦。"

然后，用身体去冲撞了一下，但人墙却纹丝未动。

儿玉一看撞不动就死了心，然后小声地对我说了句: “你听着，就呆在这里，千万不要动。”

之后就跑了。

没过多时，他就带着四、五名剧场的守卫跑了回来，几个人把我架起来，就象接力似地总算到了后台门口，敲开门，把我送了进去。

在后台，一些工作人员在谈论着:“可了不得！买票的人已经周绕剧场排成三圈半啦！”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一层又一层围绕着剧场象潮水般的人流，都是为了看“李香兰”的演出而来的客人。

不由得又激动又紧张，心想:“我一定要唱好，决不能辜负观众的期望”。

不过，刚从人群里挤过来的那个紧张劲儿，还没有松弛下来。

这一次是我的独角戏，所以在演出中就更不能忘了演技和台词。

我在镜台前面化妆当中，也焦急不安地在想: 是否忘记了歌词和台词。

午前十一点，第一场舞台演出开始了。

我在后台的左侧等着上场，事先我曾拜托儿玉君到时候请他在我的后背拍一下，把我推上台。

以后，凡是儿玉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用这个信号。

说也奇怪，这样做就可以缓解我的紧张感。

当上野胜教指挥的东宝管弦乐团开始演奏序曲《那颗可爱的星》时，幕布还照旧落着。

我身穿紫红色丝绒的中国旗袍，披着一条白色披肩，在黑暗中坐在舞台中央的银色马车上等待着。

在前奏快要结束时，幕布徐徐拉起，聚光灯的光束——下子朝我照射过来。

当光圈逐渐扩大，我在马车中站起来时，我的姿态已在光环中显得格外清晰。

剧场内一下子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当我随着马车的铃铛声，面带笑容唱起“马车呦走呀走，面对晚风……"时，我已被台下那过分狂热的反响弄得有些晕头晕脑了。

在间奏中，我从马车上下来朝舞台前面走去时，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最后我随着铃铛声音消逝的尾声叠句低下头去的时候，掌声一阵接一阵、经久不息。

当舞台暗转，落下幕布时，人们的喊声却停了下来，场内出现了一种异样的宁静。

我在舞台的左侧很快地换了衣服，然后在舞台中央的芭蕉叶下，用一把大羽毛扇掩着脸，又在黑暗中等起来。

当如诉如泣的胡琴声逐渐扩大、接着又加进了管弦乐的伴奏时，《苏州夜曲》的前奏开始了。

聚光灯照上了那掩着脸的羽扇，我从羽扇后面边露出脸，边开始唱起“我偎在你的怀里，侧耳细听……”时，观众哄地喊叫起来，伴随着一片掌声。

但马上又变得令人难以相信的鸦雀无声。

每当我改变一个姿态，就响起一阵掌声。

我的一举手、一投足的动作，都是遵照白井铁造先生的指导表演的。

我唱完《苏州夜曲》退回到舞台的下角时，儿玉君担心似的等在那里。

观众的兴奋，直到最后一支歌都没有稍减。

在《支那之夜》这首歌中，再现了同名电影中的场面——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少女，被日本人撞倒在地、滚进舞台，少女朝着看不见的日本人用中国话骂了半天，过了一会儿才站起来，以沮丧的姿态唱起来。

然后在小提琴长长的前奏中在舞台旋转，当下一首歌开始时，我已换上了一套与刚才的破烂衣服截然不同的豪华中国服装出现在舞台上。

在唱《红睡莲》时，我穿的是一件衣料上有红艳艳花朵的中国旗袍，并跳了简单的中国式舞蹈。

接着，在唱甜蜜的法国大众歌曲时，我则穿着一件白色礼服，靠着黑色的三角钢琴，在钢琴的伴奏下，首先用法语，然后用日语唱了《给我说句柔情蜜意的话吧》。

接着，也是白井想出的点子，当钢琴的间奏一开始，就以娇滴滴的台词向观众发问:“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为什么不对我说点什么呢？”

然后，又重新唱了《给我说句柔情蜜意的话吧！》

最后唱的是直到前一天才学到的歌剧《茶花女》中的“祝酒歌”，这时我穿的是红葡萄酒色的晚礼服。

在我的独唱之后，又加进了东宝声乐队的合唱。

这时演出达到了高潮，观众全都站起来，臂挽着臂，不约而同地变成了震撼剧场的大合唱。

这也是因为黛安娜·达宾唱的“管弦乐团的少女”唱片十分畅销，大家也都熟悉它的关系。

“祝酒歌”是终曲，唱完后，由三浦环女士的女弟子给我送上花束，演出就算结束。

儿玉君搀扶着我顺着窄窄的楼梯回到后台一看，舞台和后台的工作人员以及警官们挤得满满的，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大家正在胡乱地议论着什么:“消防车出动了”、“骑马警官把群众驱散了”等等， 而我却一点也摸不到头脑。

总之，由于剧场外面非常混乱、十分危险，不能迈出一步，只好闷在后台的地下室里等待第三场舞台的演出。

第三场舞台结束时，已经是下午七点。

一整天的长时间演出好不容易结束了，我已累得精疲力竭，吃不吃饭倒没关系，真想回到饭店在床上躺一躺。

好在离帝国饭店很近，即使步行，也不过十来分钟，于是我披上外套就想从后台走出去，儿玉吓得变了脸色地急忙制止说:“你简直是胡闹，你晃晃悠悠地走出去，不是要被影迷们挤得一塌胡涂，就是要被新闻记者们包围起来，那可要出大事的。”

据说日本剧场隔邻的朝日新闻社，由于有几辆汽车已被群众挤坏而感到非常气愤，提出了要单独采访李香兰，以便揭穿她是日本人的秘密。

东宝为此事甚是恐惧，不想让我和新闻记者见面。

所以，设法让我躲开新闻记者的眼睛，就成了儿玉当天的任务。

儿玉从后台的衣服柜中取出一件很脏的外套，在我的皮大衣外面从头顶上蒙下来，就象是一个刑事警察押送犯人似地把我拽进了舞台的地下室。

从地下室往上有一个能出去的紧急时所用的太平梯子。

儿玉君把我搂抱在胁下，然后顺着垂直的铁梯子往上爬，总算到了个象缓冲平台似的地方。

然后再顺着相反方面的梯子下去。

我因有高空恐惧症，一再喊叫:“我不，害怕！”

使儿玉很伤脑筋。

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平常不使用的太平门，从那个出口好不容易才逃脱出来。

尽管已是夜里，但剧场周围还有大批的人在挤撞着，警察正在维持交通秩序。

我们终于成功地从剧场逃到了帝国饭店。

儿玉没有带我从正门进去，也许是先约定好的，他把我带进一个不是原来住的房间并警告我说:

“决不准从这个房间走出一步。今后暂且在这个房间里吃饭，有事请用电话联系。一定够累的了，快快休息吧！”

看来，儿玉在混乱的一天中，也够紧张和疲劳的了。

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从报纸上得知“事件”的全部内容。

不论哪家报纸都以“事件”为题，报道了这场大骚乱，特别是邻接日本剧场的朝日新闻总社，可能由于蒙受了损失而以泄愤的口气，用“观众的狂态玷污了佳节”的标题，刊出了带严厉语调的批判文章:

“十一日纪元节的早晨，在帝都丸之内的某电影剧场前所发生的拥挤和混乱，清楚说明了至今在一部分市民当中，还存在着道德低下、纪律松弛的缺陷，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如今把这些行为落诸笔下虽不免有些伤感，但还是抱着不再发生这类事件的希望写出这篇报导，愿与读者共戒之。”

这是一篇带有规劝性报道的按语。

接着又写道: “开演时间是九点半，但从四面八方拥来的群众，却在八点左右已群集到剧场前面，瞬息之间，就把剧场前的广场和周围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围绕剧场已排成了七圈半。谁还管什么排队不排队的，有成千上万的人，争先恐后地朝着两三个售票窗口拥去。结果造成了混乱和打斗，有被打破眉头而发出尖叫的女人声，有不管有人流血依然拼命挤的学生；停在广场上的几辆汽车在群众当中被揉搓得东倒西歪，在车棚顶上已爬上了有受不了拥挤的女人和儿童……”

当时，有个日剧地下剧场的经理、儿玉英水的亲密朋友之一的佐藤正省先生，在事件发生的前夕正赶上值夜班，所以对事件的情况还记得很清楚，据他说:

“早晨快六点的时候，守卫来叫我并告诉我外面的情况有些不妙。我登上楼顶往下一望，本来是九点半开演，可售票窗口前已聚集了约五百来人。剧场的定员是三千人，当时我就想:这样下去恐怕要出现很大的混乱。到了八点，围绕剧场所排的队列，已经由一圈、两圈，快要变成了三圈了。从楼顶上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从远远的宫城前广场方向，象潮水般拥过来，那可能是参拜皇宫的朝贺人群，又顺脚向剧场方向拥了过来。我不知道纪元节和李香兰演出究竟有什么巧合？是不是通过去年满洲国皇帝为参加纪元二千六百年大典的访日和同年蒙古德王的访日，给日满亲善带来了什么影响？使这次又出现了狂热。我正在左思右想的一瞬间，已经快到九点，就要开演了，只见有两大股人流，象从决堤溢出的洪水一般滚滚向前，一股从隔邻的朝日新闻社越过数奇桥，朝读卖新闻社方向涌去；一股从有乐町车站钻过立交桥，朝东京日日新闻社方向涌去，而且把朝日新闻社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挤翻在地。”

前年(一九八五年)，当我在东京三鹰市进行竞选演说后，在茶话会上有一位年岁大的妇女对我说:“那天，我也去了日本剧场，结果被浇了一身水，衣服也被挤破了，鞋也飞了，简直遭了大殃。”

我听后重新向她表示了歉意， 可她笑着说:“不，我们一直在感谢李香兰的演出呢！”

据她说，当她被拥挤的人推搡着要倒下去的时候，有个年轻的男人说了声“到这边来！”

就拉着把她塞进一辆停在朝日新闻社前的汽车里。

据说两个人在被警官救出以前，一直躲在汽车里互相依偎着悄声避了难。

还说:“当年的那个青年，就是现在我的丈夫！"

午前十点，从丸之内警察署派出十几名警官会同骑马警官来整理秩序，但是骚乱并没有被制止。

朝日新闻的文章对这一情况报道如下: “警察的大声叱责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便调来了消防车，打算用水龙驱散群众，但群众满不在乎，说那只是吓唬人，结果也无效。最后，警察署只好让人在剧场正面挂起了一个“本日停止演出”的牌子，可是群众仍不肯离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警察只能把观众分散驱赶到离剧场不远的各街角。再看骚乱后的地面，简直是一片零乱有被挤掉的木屐、草履，有许多和丈夫挤散、成了迷路的女人，还有女人的红围巾等等。”

经过警官的威胁而变得安静下来的群众，又重新排好了队，有一队在警官的带领下来到售票窗口买了票，可是剩下的大部分群众得知只有那一队观众可以进场时，又愤怒地开始了骚乱。

朝日新闻对此写道:

“这是何等的丑态！何等的粗野！群众中七分是男人、三分是女人，男人中有半数是学生，女人大致都是二十岁左右……在挤呀、叫唤呀的混乱当中，丸之内警察署于下午一点又增派了五十名警官前往维持秩序。”

诗人拜伦说:"一觉醒来，突然出了名。”

我一觉醒来，也出了名。

不论任何一家报纸都以“日满亲善的歌唱使者”为题作了报道。

早晨送饭菜到房间的服务员以兴奋的口气对我说:“据说今天早晨从七点钟起，售票窗前就排起了长龙”，但我无动于衷，觉得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并无不同。

只因我成了“红人”，现在不得不一个人躲在这间不引人注目的房间里，单独去动用餐刀和餐叉，这也算个不同吧！

儿玉君边敲门边说“早安”走了进来。

他大致浏览了下各种报纸，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了不起，你成了大红人！”

然后又补充说:“啊！向你祝贺！观众爆满固然可贺，但更重要的是你的生日！”

对了，今天是我二十一岁的生日，我已经把自己的生日完全忘掉了。

从这次起，我再也没有忘记生日。

因为已有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事在提醒我——二月十一日、建国纪念日、从前的纪元节、日本剧场的七圈半事件、和儿玉英水君的“逃脱之行”，第二天二月十二的报纸，象连环画似是萦回在我脑海里。

日本剧场七圈半事件，正发生在对美英开战成为不可逆转、形势日益严重的时局中，但也如实地反映了世态的一部分——国民是多么希望有一种轻松的娱乐。

这时已经实行了砂糖、火柴和大米等的定量配给制，剧团接到了解散的命令，所有的舞厅已被关闭，人们已没有任何娱乐，所以才对我集中了兴趣吧。

这一年的十二月八日，日本终于袭击了夏威夷的珍珠港、对美英宣战，冲进了太平洋战争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