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给台共地下党带来的致命性一击，是他的第二次被捕（下）

三、老郑施巧计脱逃蒋介石跳脚

前边说到，一九五0年一月一日深夜，老郑第一次被保密局特务在台北泉州街逮捕，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不知道老郑就是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在真实身份尚未揭露的情况下，老郑亟思俟机逃跑。

老郑落网最初几天，保密局特务对他进行了一连串侦讯，但是，老郑毕竟是久经阵仗的老革命，对特务的问话，总是不著边际地兜著圈子，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似乎胸有成竹，暂不急于逼问过甚。一九五0年一月初的某一天，谷正文临时接到保密局高雄站站主任黄昭明的电话，请他协助到高雄布置一个大搜捕行动，他把侦讯老郑的任务，移交给手下的特务牛树坤等人，为了笼络老郑，临走之前，谷正文特意交代牛树坤，老郑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他。

谷正文南下高雄出差不到一个礼拜，某日中午，老郑吵著想吃延平北路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牛树坤一肚子恼火，心想给你吃饺子已经够优待，老郑简直是蹬鼻子上脸了，还想吃牛排!可长官临走交代要满足老郑需求，无可奈何，只好买来牛排，让老郑饱餐一顿。吃完牛排，老郑凑近牛树坤耳根旁边说，为了感谢你买牛排我吃，我要对你投桃报李，抓到人保你升官。老郑向牛树坤伪称，有一施姓联络人，在台北博爱路电信总局供职，如果抓住这姓施的，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就连根瓦解了。牛树坤不疑有他，与特务张西林，连同另外三个特务，带著老郑前往电信总局。

快到电信总局时，老郑告诉牛树坤，一会我去柜台指认施某的时候，你们隔我远一点，以免让姓施的有所警觉，牛树坤信以为真，放任老郑暂时单独行动走到柜台边上，哪知老郑趁牛树坤注意力松懈时，一个急转身就往电信局侧门狂奔，牛树坤这时方知上当，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紧跟老郑身后一路穷追。老郑窃笑这下脱身了，哪知念头一闪而过，人刚才跑出电信局门口，一个熟悉的人影一把就揪住他衣襟，喊道：“郑先生，你要去哪?”原来张清杉因为不放心牛树坤等人带老郑出门，悄悄在电信局门外盯梢，这真是鬼使神差，张清杉站的地方就在电信总局侧门口，老郑原本正得意计谋得逞，没想到还是逃不出张清杉手掌心。

老郑被抓回牢笼不到半天功夫，牛树坤、张西林这几个特务急功近利，又带著老郑前往台北市武昌街，指认施姓联络人的住家。一伙人沿著武昌街栉比鳞次的木材行，逐一找寻老郑声称的施姓联络人住处，走到一处黑暗的转角，老郑冷不防窜进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牛树坤等人赶忙冲进去追捕，老郑早已在暗夜中逃得无影无踪。

煮熟的鸭子飞上了天，谷正文得到老郑逃走的消息，从高雄火速赶回台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威胁谷正文，怪他督导不周，处分记大过两次，但是，如果抓回老郑归案，这两大过可免。谷正文开始布署再抓老郑。但是，接连一两礼拜过去了，就是找不著老郑的踪迹，蒋介石这边厢发了火。

一九五0年二月间的一个礼拜三(当时蒋介石尚未复职)，在阳明山官邸的一个会议场合，蒋介石问毛人凤：“脱逃的那个奸匪抓回来了没有?”蒋介石已经不知是第几次追问老郑的事，毛人凤被问得头都抬不起来，只有唯唯诺诺答覆，我们一定克日把他抓回来。

四、紧靠在蒋介石身边的一枚定时炸弹吴石

一九五0年一月中，老郑第一次落网逃走之后的某日，毛人凤突然想起，他在老郑的记事本里看见一个可疑的名字：“吴次长”，这人究竟是谁?台湾这么丁点大地方，而惟一一个姓李的次长，就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一九五0年二月底某夜十二点多，特务直接敲吴石寓所大门，睡眼惺忪的吴次长，穿著睡衣面对这群不速之客。吴石力持镇定：“你们是什么单位的人，为何深更半夜叫门骚扰我?”保密局特务诿称他们是“国防部技术总队”的人，因为有人指控吴次长是共产党，所以想请你去队部问话。

白色恐怖年代，特务政出多门，吴石虽然潜伏国民党军多年，但对叠床架屋的特务机构，犹是一知半解，摸不著边。吴石当面驳斥特务的指控，辩称这完全是无的放矢，恶意栽赃。特务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吴石的卧室、房间，胡乱搜索一通，却一无所获。但是，眼尖的特务发现吴太太满脸惊愕的表情，灵机一动，要求吴太太走一趟队部。吴石无法阻拦，吴太太只好跟著特务人员回保密局接受侦讯。

在保密局人员讯问下，吴太太承认老郑曾经多次到吴家，与吴石联系，吴太太还说“很久没有看见那个人来了…。”既然连吴太太都承认吴石和老郑有关联，特务人员因而认定吴石肯定是地下党。

一九五0年三月一日，大队人马二度光临吴石寓所，吴石见来者又是同一批特务，不禁勃然大怒，吵著要见参谋总长(周至柔)，吴石拿起桌上军用电话：“请接总长!”可周至柔一听是吴石，根本不接他电话。吴石心知不妙，瘫坐在客厅椅子上，特务命令吴石写下自白书，万念俱灰之下，吴石在自白书中供承，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将之递交给上级领导老郑。

台湾时期，吴石是已知的地下党潜伏人员当中，在国民党军最高阶官员。他是福建闽侯人，十七岁那年，与好友吴仲禧一块投入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了辛亥革命。吴仲禧在抗战前夕加入共产党，吴石受吴仲禧影响很深，曾经偷偷阅读《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和叶剑英、周恩来都有数面之缘。

国共内战爆发之后，一九四八年六月，吴仲禧经吴石引介，任职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后来奉调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吴石任职国防部史政局长，曾经协助吴仲禧取得徐蚌会战(淮海战役)重要军事情报。

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前夕，吴石因担任国防部史政局长，负责保管近五百箱军事机密档案，除假意运走百余箱无关紧要之档案，其它三百余箱重要机密档案，均于福州解放前夕，交由其副官王强留在福州，之后移交给解放军。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吴石奉命撤退台湾，并转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中将。

一九四九年年底，为加强取得岛内军事情报，中共华东局派遣长期在上海、香港之间活动的女党员，负责到台湾与蔡孝乾及吴石联系，并肩负传递情报之“交通”任务。朱谌之利用女婿王昌诚(在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担任主任)的关系，办妥入境台湾之证件，抵达台湾之后，均暂住王昌诚家中。

朱谌之与蔡孝乾，均曾前往吴石寓所接触，吴石并多次交付重要军事情报予蔡孝乾转交朱谌之，或直接交付予朱谌之。交付的军事情报包括台湾地区防御地图、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兵力与火炮配置图、台湾海峡海域洋流资料、空军机种、岛内基地与机场，及台湾适合登陆地点资料分析等情报，吴石均将之制作成微缩胶卷，方便朱谌之携带返回大陆，交付上级。

由于有女婿警界之身份掩护，朱谌之始终未受任何人之怀疑，直到蔡孝乾被捕后，才供出朱谌之的地下党身份，这时，朱谌之已利用吴石签署的特别通行证，从台湾渡海到了舟山岛，眼看距离大陆仅一步之隔，只要多给朱谌之一天时间，她就可以成功返回大陆，向组织归队报到，哪晓得最后关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封电报打到舟山，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当即循线截捕朱谌之。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回忆侦讯吴石情景，称吴石原本伏在桌上，昂起头来叹了一口气说：“算了，就这样吧!”吴石在保密局写了一份自白书，为了让上面看出他有自首的诚意，主动供承了许多线索。谷正文回顾，依照吴石的自白书，保密局人员在一天内又抓了十多个人。

与吴石同案被逮捕的，除了朱谌之，还有吴石的太太王璧奎，以及聂曦、陈宝仓、方克华、江爱训、王正均等人。一九五0年六月十号，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四人，被台湾当局执行枪决，其他同案人员也被处以不同之徒刑。

沙滩上走路“凡走过必留下足迹”，保密局人员循著若干线索，大致拼凑出老郑这一脉地下党的大致轮廓。在老郑脱逃期间，保密局逮捕了吴石，之后，又查获另一桩“疑似”地下党案件，那就是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案。

刘晋钰之所以被捕，与两封来自大陆子女的家书有关，以今人观念思考，不过是两封家书，却害得当年的台电总经理刘晋钰命丧马场町刑场，委实令人匪夷所思。

据保密局特务的说法，老郑第一次被捕时曾经透露，台电总经理刘晋钰“活动情形”，以及孩子从大陆寄家书给刘某，游说刘晋钰为解放军攻台作好准备，并应积极吸收岛内经济、资源方面的友人，为解放事业奠定经济基础云云。蔡孝乾说，刘晋钰那两封家书，就是刘某的孩子托他带给刘晋钰的。

刘晋钰，福建林森人，上海震旦大学电气系毕业，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曾在抗战初期于上海自来水及电力部门服务，抗战期间服务于昆明，对电厂建设贡献卓著。抗战末期，先后赴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访问考察电气事业。台湾光复，刘晋钰是第一批到台湾接收电厂设施的专业人员，时刘晋钰的职务是“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其后，台湾电力公司成立，刘晋钰以拥有电力专业，被委任为台湾电力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一九五0年七月十七日，刘晋钰被枪决于台北马场町，罪名为“匪谍”。刘晋钰扯上“共谍案”，明显是诬攀，他不像蔡孝乾，有地下党背景，刘氏根本与地下党无直接关联，惟三的“证据”：一是说他接了一封来自大陆的家信，二是早先投共的台电董事长陈中熙，回大陆后曾写信给刘，三是台电有位职工叫严惠先，据查他在大陆解放后，还停留在大陆，显有“通共”之可能，严某曾经住过刘晋钰家。就这三点牵强的理由，刘晋钰硬被扣上“匪谍”的红帽子，枉送一条人命。

五、致命一击

老郑给中共地下党带来的致命性一击，是在他第二次被捕之后发生的。

一九五0年三月九日，保密局特务侦悉，有一名住在台北中山市场的老台共，名叫黄天，老郑脱逃之后，起初一直带著他的小姨子栖身在黄天家里。保密局特务得知情报，立即赶赴黄家抓人，老郑警觉到台北不宜久住，已早一步搬走，特务等候埋伏在黄天住处数日，没抓到老郑，却抓到了黄天。一阵刑求毒打，黄天被特务施以各式酷刑，嘴巴、鼻孔、眼角喷出了鲜血，头发也渗出血水，不断沿著额头汨汨冒出，黄天挨不住酷刑逼供，在阵阵哀号之中，终于招出了老郑的落脚处。保密局特务张清杉随即乔装成农夫模样，直奔嘉义粪箕湖(今改名奋起湖)林姓医师家。

天下就有这等荒谬戏谑的巧事，保密局特务张清杉坐车到嘉义之后，旋即乔装成农夫模样，换骑一部破旧脚踏车，沿著乡间小路，一路颠簸逡巡，四处寻觅可疑人等。不多时，张清杉瞧见远处有个穿西装的身影，正迎面走来。张清杉满腹狐疑，生活条件如此贫困的台湾南部农村，哪来穿西装的阔佬?正纳闷著，与那人逼近至仅二十米之遥，“瞧!这不是老郑吗!”两人四目对望，老郑绝望的说了一句：“怎么又是你!”张清杉诡秘一笑，一把揪住老郑，铐上手铐：“这次不会再让你跑掉了!”

老郑二度被捕，他在逃亡过程中，一度住在黄天家里，在黄天被捕前一天，经黄天之安排，逃往嘉义乡下避难，这二个多月的逃亡，让来台湾后过惯小资生活的他，感到精疲力竭，无法忍受，再加上组织大部遭国民党破坏，万念俱灰之下，经不起再三刑讯追逼，自知大势已去，只好向保密局特务坦承终他的真正底细，和地下党在台湾之全盘组织。老郑的真名叫蔡孝乾，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包括“郑祥辉”在内的四、五个姓郑的名字，都是他的化名。蔡孝乾全部招供了参加中共组织的详情。第二次被捕后的蔡孝乾还透露一项讯息，台湾省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逃到大陆，暂避风头。蔡孝乾重回牢笼的第三天，洪幼樵在基隆码头被逮捕。

一九五0年三月，是地下党台湾同志最黑暗的一个月份。台湾省工委会重要干部几乎全部一网成擒，除了蔡孝乾以外，还有张志忠、林英杰、洪幼樵、简吉、张明显、吕焕章、季澐、计梅真等，全部被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从一九五0年一月初，老郑第一次被逮捕，到同年三月初第二次被捕，他先后供出了分布岛内各地的地下党员名单。据不完全统计，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共有四百多人被依“匪谍”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湾省工委会成立以来，一次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相较于蔡孝乾变节投靠，造成一九五0年第一波中共地下党隐蔽战线的全线溃败，在地下党同志里边，也有许多威武不屈，至死不投降的无名英雄，与钢铁般的硬汉。

据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表示，张志忠是被他逮捕的地下党当中，评价最高的一位，因为他威武不屈。原台湾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于二二八事变后离开台湾前往大陆，新中国成立后，吴克泰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回忆文章中，吴克泰也认定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最杰出的代表，称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铁汉。所有健在的台湾地下党同志，不约而同告诉吴克泰，张志忠为党壮烈牺牲。

吴克泰回忆文章中，引述昔日同志回忆，张志忠被关进保密局黑牢后，只要看见有同志被抓捕进来，他就大叫：“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劝诫被捕的地下党同志应该威武不屈，坚不吐实。甚至蒋经国亲自到南昌街保密局监牢劝降，张志忠依旧不动如山，蒋经国问张志忠：“张先生，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隔一阵子，蒋经国又来劝降，张志忠还是那句话：“让我快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张志忠求仁得仁，被特务绑赴台北马场町枪决。一九九八年一月，中共中央经多年核实，确认张志忠为烈士。

一九五0年五月中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向与会干部宣称，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0年三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八十几件共谍案。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一千八百多人。

据谷正文的回忆中形容，蔡孝乾，还有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几名地下党干部被捕之后，曾在牢房中集体批斗蔡孝乾。张志忠指著蔡孝乾破口大骂，指摘蔡某生活腐败，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妻妹)，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台北早年最贵的西餐馆)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陈泽民指著蔡孝乾鼻子痛骂，我们的失败都是你蔡孝乾一个人造成的，你从来不曾交代你自己具有老台共的身份，但到处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根本没有办法开展新关系。

以隐蔽战线最基本的常识判断，蔡孝乾的作为确实存在著多项致命的缺点，如果陈泽民、张志忠等人对蔡孝乾的指控属实，蔡某不仅没有资格领导地下党隐蔽战线的工作，他甚至连当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够格。写到这里，我们不免想起基隆工委钟浩东太太蒋碧玉，讲过的那番视死如归的话：“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两相对照，蔡孝乾是何其可耻!

中共中央在一九四0年七月十五日，一份“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文件中明白指出：“干部的品质是否纯洁，和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当，这对于保障党的路线之执行，具有决定的意义。…”果真蔡孝乾的私生活如此腐化，他就没有资格担任地下党的干部。再者，他的日常生活竟然如此资本主义化，更严重违反隐蔽政策的原则：“党的最好的隐蔽自己的方法之一，是使自己的党员和组织深入到社会里面去，在社会的深处生下自己的根基。…如果不深入社会…而脱离社会孤立起来，…连自己本身(党的组织)也无法隐蔽下去，无法生存和发展。”

谷正文在评论蔡孝乾领导的地下党时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谷正文说，如果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任职于“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局”等情报单位，授予少将衔，上级交付其任务为专事写作及研究分析工作。重要著作有《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之硏究》等。一九八二年十月，蔡孝乾因病卒于台北，得年七十四岁。

第一阶段的隐蔽战线斗争，固然失败了，但是，后继的地下党人员，仍然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尝试以各种方法，进行谍报战。

一九五0年四月，为了因应此一空前危机，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发出“四月指示”，旨在重整地下党组织，下令各地在逃干部及人员，应迅速整理组织，进行深入隐蔽的群众工作，保存干部，蓄积实力。老洪(陈福星)为首的台湾北部地下党组织，根据“四月指示”，于一九五0年底，秘密进入苗栗山区，意图重建地下党组织。

这个阶段的地下党，采取了几个防堵国民党特务渗透及积极进攻的作为，例如，停止吸收新党员，健全支部，巩固组织，以防止国民党特务打入组织内部;运用合法团体、民意机构、基层组织及地方派系等，进行与国民党的合法斗争;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深入农村、山区;从乡村到山区，禁止坐火车、坐汽车，不走公路、大路，专门走小路、夜路，住山竂、山洞、溪边、荒地、丛林。

一九五0年三月二十六日，保密局又在台湾中部山区，破坏了“竹子坑武装基地”，打死了四名地下党，打伤近十名地下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在台北郊区破坏了“鹿窟武装基地”，在当天的武装攻击行动中，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一共逮捕了六百多名共产党嫌疑人。

岛内第一波的隐蔽战线斗争，地下党显然屈居下风，但是，贯穿整个一九五0年代，地下党仍然屡仆屡起，从不放弃，国民党当局的神经索似乎从来不曾放松过。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积极酝酿“反攻大陆”，几乎每年“双十节”都要举行阅兵大典。一个化名聂世民的地下党，伪装成投奔国民党的“反共义士”，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六日，经由台湾“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从香港接回台湾，在台湾活动两个月后，被台湾保安司令部逮捕。

据保安司令部侦讯记录称，聂世民的工作任务是要趁台湾“双十节”阅兵典礼时，暗杀蒋介石，或者暗杀派驻台湾的高阶美国官员。聂世民的上级指示他“暗杀蒋介石，在他双十节出来检阅部队的时候，实施行动…今年做不到还有明年，明年做不到还有后年…如果认为当时的情况没有成功的把握，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至于暗杀美国官员，上级指示聂世民“你可以夹在人群里去欢迎，或在飞机场，或在人行道，机会一到，便乘机下手”。

聂世民是安徽寿县人，据聂世民的口供，他是由干部陪同从寿县出发，经北京、上海等地，再前往广州，在广州停留一个多月后，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晚间，由深圳边防检查站检查员引导，从宝安县福田乡赤尾村游泳偷渡到香港，向港英警方请求庇护。四月，聂世民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两度与地下党驻香港人员邹予香会面，商议到台湾之后的联络方法。

五月六日，聂世民以所谓“反共义士”身份抵达台湾，国民党当局组成专案小组，针对聂世民等三十五名“反共义士”进行考核，查证聂世民的历史成份，比对聂某自述中离开大陆之经过，发觉颇多疑点，七月十五日，聂世民被保安司令部约谈，经特务人员反覆讯问两昼夜之后，承认是派遣赴台的地下党人员。

聂世民潜伏台湾的主要目标，原是要刺杀蒋介石。蔡孝乾案中，那位担任交通的朱谌之，到台湾活动时，曾经和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友邦的太太严秀峰接触，严秀峰因而被当局认定是“匪谍”，严女因而被捕入狱，没想到也因而累及李友邦。

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命令枪毙李友邦，当天，蒋介石还发表了一番措词严厉的谈话，训斥国民党军政干部，蒋介石说：“你们通通不认识敌人，敌人就在你身边，你们却不知道他就是奸匪，像你们这样麻木不仁，怎么会成功?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奸匪就在你身边。”

蔡孝乾的任务彻底失败了，但是，地下党的阴影始终在蒋介石的脑海里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