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蔡孝乾：生活腐败，诱奸14岁小姨子为情妇

“1949年12月14日晚，保密局地牢里一片昏暗——’给我牛排，我什么都说。’蔡孝乾声音嘶哑，却透着贪婪。”短短一句话，道尽这位昔日台共最高负责人在生死关头的选择。就在这一夜，他交出了第一份名单，随后四百多名同志或被捕或遇害。蔡孝乾，1908年生于台中清水镇的书香之家，初登历史舞台时，他同样喊过“反日”“为民”这样的口号，可四十年后，却成了国民党手里最锋利的匕首。

先把镜头推回到1927年。那年暑假，十九岁的蔡孝乾正坐在上海大学的教室里练日语发音，窗外的大同路人声鼎沸。讲台上的成仿吾刚讲完“无产阶级专政”，课间就有人递给蔡孝乾一张薄纸——“台湾共产党筹备会今晚八点，新闸路见。”这张纸把他带进了左翼圈子，也埋下了日后悲剧的种子。由于擅长日语，他负责翻译日本《无产者新闻》，成了早期台共不可或缺的人物。

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特高科在台湾大肆搜捕共党嫌疑人。蔡孝乾逃往厦门，再辗转赣南。1933年，他抵达瑞金，周恩来亲自接站。周公握着他的手说：“苏区需要懂日语的同志。”蔡孝乾嘴上连声“是”，心里却没底，他在回忆录里自白：“我对红军前途没有把握。”这句迟疑最终发展成全面背叛。

长征结束后，他留在陕北。延安食堂里，高粱米饭加野菜汤让不少南方干部不适，他却嫌“味淡难咽”。这种嘴刁的小节，旁人一笑而过，却在多年后酿成大祸。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随张志忠等人秘密回台，任务是重建省工委。彼时的台湾百废待兴，潜伏工作本应低调，他却选择高调登场。台北“永乐町”的霓虹灯下，蔡孝乾几乎日日现身：早餐吃米其林级别的牛肉汤，午餐改到法式西餐厅，傍晚再看一出新编京戏。他自称“解放后台湾第一任省长”，逢商便收“献金”。仅半年便私吞公款一万美元，这在1946年的台北就是天文数字。

更荒唐的，是他把魔爪伸向年仅十四岁的小姨子马雯娟。女孩初来台北，不习惯油腻饭菜，姐姐好心接进家里暂住。蔡孝乾先是扮绅士，每日开车接送，又送钢笔、洋娃娃。三个月后，马雯娟辍学，被他安置在郊区小洋房。延安时期他坚持“革命夫妻不得分房”，回到台北却夜夜笙歌，连地下党的机要经费都被他换成红酒雪茄。张志忠知道后拍案怒骂：“这哪里是同志？彻头彻尾的资本家走狗！”

1949年7月，《光明报》落入敌手，台共骨干钟浩东被捕。临刑前，钟只吐出“老郑”两字。保密局顺藤摸瓜，蔡孝乾很快落网。谷正文审讯时故意只给他青菜稀粥，他撑了六天，终于说出：“给我西餐，我带你们去据点。”一块牛排换走了数十条生命——他领着特务去查库房，却借机逃逸。逃到苗栗山区，他和马雯娟蜗居土屋，连酱油都舍不得用。清贫把他逼疯，两个月后，他穿好订制西装，带女伴重回台北，在“圣托里尼西餐厅”点了最贵的菲力。特务早守在门口，一张网将两人捞回。

第二次入狱，蔡孝乾开出条件：一，住单间；二，狱中供应进口烟酒；三，允许马雯娟同住。谷正文答应得爽快，因为他知道，只要满足物欲，这个人什么都卖。事实亦如所料：蔡孝乾亲笔列出名单，第一位就是特派员朱枫。朱枫被杀后，保密局发布《反共功臣令》，蔡孝乾升任少将，配车配秘书，却被毛人凤软禁在外勤处，还派两条警犬看门。有人问他滋味如何，他冷笑：“原来狗看的是我。”

1950—1955年间，他交代的情报使台共网络土崩瓦解。原本两千多人的组织，最后仅剩零星小组。1956年，他写《江西苏区回忆录》，在序言里指责延安“欺骗、洗脑”，把昔日战友描绘成“山沟里盲目崇拜暴力的一群人”。学界普遍认为，这不过是投名状。他越拼命削掉自己的红色印记，叛徒二字却越烙得深。

1960年代末，蒋介石让他去情报学校授课，教的正是“审讯口供心理学”。学生们背后窃笑：连自己都守不住的人，也配教忠诚？蔡孝乾装作没听见，照例点绿雪茄，谈笑风生。1976年，他病逝台北荣总医院，死前仍念叨着“洋酒”和“歌女”。临终病历写着：心力衰竭并肝硬化。有人说，这是多年纵欲与焦虑共同浇出来的恶果。

若要归纳蔡孝乾的一生，出身、才华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价值底线一再后撤。日本殖民的压迫、国共内战的血雨、岛内的白色恐怖……历史洪流检验的，是人在极端环境下能否守住那条线。他守不住，于是从革命者沦为叛徒，从领导者堕为阶下囚。遗憾的是，他的堕落不仅毁了自己，也摧毁了数百名同志的生命，同时令台湾地下党的火种几近熄灭。这笔账，永远算在蔡孝乾名下。